丁明磊、薛美慧｜以科学家精神引领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改革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科研类事业单位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其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这一决策既是对科研活动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呼应。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实践中凝练的精神内核，科学家精神包含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治学、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等核心价值，与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的内在需求高度契合，为破解科研体制机制障碍提供了价值引领与行动指南。

面向科技转型期，要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大力推动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探索出“硬机制”与“软文化”之间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改革效能释放路径，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实践探索。

科研类事业单位的历史发展与改革要求

科研类事业单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肩负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重大科研攻关的核心使命，既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主力军，也是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保障科技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石。

——改革历程与方向

科研类事业单位以科研为核心任务，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性要求高、人才密集、成果潜在影响力大等特点，在项目管理、经费管理、人才评价、薪酬和资金管理等方面与一般事业单位有所不同。

回顾历史，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历程始于改革开放后，历经多个阶段逐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在科技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科研机构面向经济主战场，部分应用型院所转制为企业；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通过“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策略，优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布局，启动分类改革试点。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后，科研事业单位被明确划分为公益类、经营类等类型，推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全面部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科研领域“放管服”力度。改革进一步聚焦破除行政化束缚，扩大科研自主权，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模式激发活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对接，完善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推动科研机构“去行政化”，建立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赋予团队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同时，改革注重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通过跨学科交叉平台建设与国际科技合作，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科研类事业单位成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引领前沿科技发展的核心载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在此背景下，科研类事业单位要从收入分配改革、人才交流通道、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科研人员中长期激励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设计，持续推进“演进型”改革，在有效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使命驱动下，为国家科技发展和体制改革做出先行探索。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制度刚性束缚与科研创新规律失衡。现行管理体制受限于事业单位编制管控、岗位结构固化及泛行政化决策梗阻，导致科研自主权弱化与资源配置低效，难以适应科研活动的非标性、长周期及跨学科需求。经费管理中“重物轻人”导向（如间接费用比例低、绩效激励滞后）加剧人力价值补偿不足，叠加预算刚性约束与科研探索波动性矛盾，催生短期功利倾向。学科壁垒与部门分割进一步阻滞资源共享，跨学科平台建设滞后，制约重大科技问题攻关能力。

激励失效与评价偏差制约人才效能。薪酬体系缺乏竞争力导致顶尖人才流失，职业晋升通道单一（如论资排辈固化）抑制青年科研者成长动能。短周期量化考核过度聚焦论文专利数量，忽视技术突破深度与产业适配度，割裂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成果转化激励薄弱（如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模糊）、风险容忍度不足，抑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力，形成“重申报轻转化”的不良科研生态。

创新生态协同机制与改革韧性不足。改革举措内涵不清、操作不细、缺乏容错纠错机制、监管与放权衔接不足等一系列机制性原因，导致基层单位不敢接权，内部控制僵化加剧政策空转。跨领域协同创新网络缺位（如资源碎片化、合作平台薄弱），叠加急功近利风气蔓延，削弱重大原创成果孵化能力。公益属性与市场效率的平衡困境，进一步制约科研机构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响应敏捷度。

科学家精神内涵与改革引领

科学家精神以爱国为根基、创新为内核、求实为准则、奉献为境界、协作为路径、育人为使命，是广大中国科学家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技救国、科技立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奋斗历程中积累形成的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不仅是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更为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价值坐标系与行动纲领。

科学家精神是科研管理改革的文化基因，为科研范式变革提供驱动力。科学家精神以求真重塑制度设计逻辑，以创新突破管理体制束缚，以协作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以奉献完善长效保障体系，从价值理性、制度逻辑、组织文化三重维度重构科研事业单位治理范式，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注入内生动力。

强化使命担当，明确改革方向。科学家精神中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激励科研人员将个人科研追求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连。在改革中，促使科研类事业单位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如围绕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目标，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与职责，调整科研方向和重点，确保改革朝着服务国家科技发展、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方向前进。

鼓励创新突破，优化科研管理。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创新精神引领科研类事业单位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建立更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扩大用人自主权、规范科研经费使用、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等改革举措，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具有挑战性的原创性研究，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科研文化氛围，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坚持实事求是，完善评价体系。求实精神要求科研工作基于客观事实，追求真理。在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中，这一精神推动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科研评价体系。破除“四唯”，注重科研成果的实际质量和影响，突出同行评价，拓展人才评价途径和方法，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减少短期考核频次，构建以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强化长期激励，试点股权激励、延时评价机制，让潜心科研、服务社会的科研人员得到公正评价和激励，鼓励科研人员投身重大原创研究，引导科研人员专注于高质量科研产出。

倡导协同合作，促进资源整合。协同精神强调科研团队内部以及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在改革进程中，科研类事业单位可借鉴中国科学院的经验，加强内部各部门、各研究团队之间的协同，打破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同时，促进科研事业单位与企业、高校等其他创新主体的深度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提升科研创新效率和质量。

弘扬奉献精神，激发人才活力。奉献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体现。在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中，这种精神激励科研人员不计个人得失，专注科研事业。但组织层面，要通过完善薪酬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等改革措施，让科研人员的付出得到合理回报。

以科学家精神引领改革的实践路径

以科学家精神引领管理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治理范式，通过制度设计将精神内核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涵育型”“演进型”改革彼此融合、互为促进、自主演进、螺旋上升、充满活力的改革模式，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求真务实的破局思维，破解制度刚性与科研规律的适配困境。直面科研活动“不确定性性探索”的本质特征，推动管理模式从“过程管控”转向“目标治理”。针对政策执行中“一刀切”痼疾，如预算刚性束缚、编制动态调整滞后等，建立科研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赋予首席科学家技术路线决策权，建立弹性预算机制，试点“里程碑式”经费拨付制度，提升容错纠错的制度韧性。

勇于创新的制度韧性，重构行政化科层体系的治理弹性。在人才聘用、薪酬分配领域制定权力清单，对用人自主权、薪酬分配权、资源调度权明确“必须放”“鼓励放”“谨慎放”三类权限。试点“科研特区”，探索“揭榜挂帅”新型组织模式，配套创新风险共担机制，如设立基础研究长周期资助池，建立科研成果追溯性奖励制度，扩大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适用范围；建立容错试错机制，以制度包容性激活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严谨治学的价值回归，构建质量导向的学术生态链。推动评价体系从“数量锦标赛”向“质量认证制”转型，建立涵盖学术贡献度、技术突破性、社会影响力的多元评价体系。在重大项目中试行代表作制度与同行评议双轨制，破除“四唯”指标对交叉学科、工程化研究的误伤。建立学术不端“终身追责”机制。

协同共生的组织进化，打造开放创新的网络化范式。构建团结协作、集智攻关的矩阵式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创新网络构建；构建跨领域协同创新平台，通过虚拟实验室、学科交叉特区等载体突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共享。建立“科研算力银行”“仪器共享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完善跨机构合作成果的权属分配与利益共享机制。在重大专项中推行大兵团作战模式，实现从个体突破到体系能力的跃升。

薪火相传的生态培育，构筑人才代际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完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保障科研人员潜心攻关。推动战略科学家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学术谱系传承机制。完善青年人才培育制度，改革青年人才“非升即走”压力传导模式，建立与柔性退出相结合的流动机制，设立“科研静默期”与“职业生涯缓冲带”。探索“基础研究十年资助计划”，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反哺机制，让“冷板凳”坐出“热效应”。

（作者丁明磊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美慧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